北京的冬天现出苍凉的寒意。在海淀黄庄的罗杰斯酒吧附近，一个衣着单薄的30岁左右男子单调地叫着：“软件要吗？游戏要吗？”
来北京之前，这位男子是安徽安庆附近的一个农民。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不想种地，种地也挣不到钱。村里有不少壮劳力到外地打工，他听回来的人说在中关村卖软件能挣钱，就跟着出来了，来后卖起了盗版，一晃来北京都四年了。
他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平房里，四周尘土飞扬，只有七平米，肮脏、低矮、潮湿、阴冷。月租金二百多元，他还是觉得有点贵了，找了一个老乡合租。来北京这几年，他换过十几个住处，全是这样的破房子。遇上遣送盲流的高峰，连夜就得搬家。房间里只有两张床，纸箱反过来当饭桌用，门口一只生了锈的煤炉，用来烧水、做饭和取暖。有时他们会去早市买一堆贱卖的红薯，在冷冰冰的夜晚围炉烤红薯。
每天10点钟左右，他“上岗”了。他的货源来自另一个老乡，到他手上大约合四五块钱一张，他则卖八元一张。就是这三块钱的差价，让他能够在北京生存下去。最辉煌的时候，一个月挣过一千七八，现在平均一个月收入也能有一千出头。
来北京后，他大哭过一次，东西被抄了，还挨了几耳光。尽管如此，他仍表示：“北京人挺好的，我想在这儿呆下去。”
21岁的小麦家在河南农村，只上到初中就辍了学，成绩不好，肯定考不上大学，不如省几个钱。正巧北京的姨妈租了一个菜摊，缺人手，小麦就来北京卖菜了。
别看这个不算大的菜场，也是一个小社会，被金钱分割为三六九等。小麦说：“我们这种人，没本事租上肉摊和水果摊。就这1．4米长的摊子，一个月的租金就要五百块钱。菜场还强迫我们买他们的塑料袋，一个月下来，光塑料袋的钱就得四百。”
小麦每天清晨三点钟就起床了，寒风凛冽的冬天也是如此，穿上军大衣，蹬着板车，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20分钟骑到西苑的早市，为了能多挣一点钱，连扁豆都是打着手电筒一根一根地捡。小麦说，再苦也没种地苦呀。
他和姨妈起早贪黑地干下来，一个月也就能挣个七八百块钱，要填饱四个人的肚皮。来北京三年，他连电影都没看过，其他的娱乐就更谈不上了。他说：“第一次见到天安门时，心里挺激动的。说实在的，在北京呆惯了，还真不想回去咧。我没有文化，走一天算一天，也没有别的活法了。”
32岁的雨静九年前从北大进修回新疆后，就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离开新疆，在北京扎下根来。可是在新疆，要想出来，对她来说只有一个途径——考研。她连着考了三年北大，最后还是因为英语没过线上了委培———这意味着户口和档案还得老老实实地在原单位呆着。
1997年，她带着三岁的儿子坐了三天三夜的汽车、三天三夜的火车，驮着大包小包回到北大。在北大只歇了一天，她又坐上火车把儿子送到长沙的爷爷奶奶家。
可是，在新疆当大学教师的老公又怎么办呢？正巧，一个管理民办大学的朋友对她说，你可以让你丈夫来北京上学，不用入学考试，论文能过就可以拿MBA学位。
她心动了，为此回家帮丈夫办好了辞职手续，房子被原单位收回，家里的东西该卖的都卖了。
丈夫来了，夫妻俩在北大附近租了一间九平米的平房。房东很难对付，平时用电饭锅下个面条都得小心翼翼。丈夫遇到不顺心的事会向她大吼：你说北京有什么好？你看我们住的什么破地方！儿子以后在哪儿上学？你说！
两年算是熬过来了，但她还是想呆在北京。她说，北京有这么多机会，是新疆根本无法比的。
她运气不错，快毕业时一家网站的老总对她很赏识，请她去做总编。
如今的网站效益都不好，虽说是总编，她的工资并不高。丈夫也毕业了，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她说，孩子越来越可爱，她多想把他接过来，可是没有户口，在北京上学要花一大笔钱。她的父母还远在新疆，生病住了院，也无法回去照顾他们，作为女儿和母亲，她觉得自己都没有尽到责任。
她如此单纯地热爱这个城市，可为什么在这里生存却如此艰难呢？
（《中国青年》2001年第2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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